最近一次參觀寶雞青銅器博物館，是去年秋天的一個下午，我徘徊在毛公鼎的復制件跟前時，耳邊飄過不知誰的手機鈴聲——是《冬季到臺北來看雨》這首歌。我聽到后想：如果有機會冬季去臺北，我最想看的應該是被稱為晚清四大發(fā)現(xiàn)之一、海內(nèi)三大名鼎之一的毛公鼎。且不說它在金石學、文字學、書法史、政治史、冶金史上都具有空前意義，僅僅是它被論證為鼎身出現(xiàn)了有著“稅收”意涵的“賦”字，就足可將有文字記載的稅收歷史，上溯到二千九百多年前的西周晚期。

從當年蔣家父子匆匆離開大陸時，依然把毛公鼎打包運往臺灣的這一歷史選擇，也足可見得其海內(nèi)重器的“身價”。而在今天被稱作“青銅器之鄉(xiāng)”的寶雞市周原，當缺席的毛公鼎仍然以“替身”的形象出現(xiàn)，用以告知大眾它的出土地和所附帶的歷史知識，更是佐證了它在青銅器中的歷史地位。擁有諸多知名青銅器的周原，文物資源豐富，但在我看來，其中最具影響力和震撼力的那只已經(jīng)離開了它的出土地，總還是一件略顯感傷的事。于是，參觀過青銅器博物館的我，不由就會萌生“問鼎”之心。

如果郭沫若的考證沒有什么錯誤的話，毛公鼎便是周厲王被“國人暴動”顛覆了政權，實現(xiàn)了十幾年“共和”后，周宣王執(zhí)政勵精圖治的物證。高53.8厘米、腹深27.2厘米、口徑47.9厘米、重34.7公斤、內(nèi)壁鑄有銘文32行、499字的這件禮器，是我國迄今出土的青銅器中銘文最長的一件，其內(nèi)容就是周宣王告誡并賞賜大臣毛公的冊名辭。冊名共分五段：其一，此時局勢不寧，銘文中謂“四方大縱不靜”；其二，周王命毛公治理邦家內(nèi)外；其三，給毛公予宣示王命之專權；其四，告誡與勉勵；其五，賞賜與褒揚。第二段至第四段中，連續(xù)有多個強烈的祈使句，更透露出當時情勢的急迫和對毛公臨危受命的期待。就是在這些嚴肅、嚴謹甚至嚴厲的王命中，不可橫征暴斂、壅塞民意的告誡呼之欲出。其具體表達是：“專命專政，執(zhí)小大楚賦，無唯正聞，引其唯王智，廼唯是喪我國。”意思是說：“對外發(fā)布政令，征發(fā)各種徭役賦稅，不管對錯，都說是王的英明，那是會導致亡國的！”如此看來，宣王吸取了他父親濫行征用、與民爭利的教訓，開始謀求一種審慎的親民之道。

王國維的深入考證，則將銘文中的“楚賦”解讀為布縷、粟米、力役之征。他的論證過程也很有趣：《多方》有云“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，爾罔不克臬”。胥伯，《尚書大傳》作胥賦。案毛公鼎云“執(zhí)小大楚賦”。楚、胥皆以疋為聲，是《大傳》作胥賦為長，而小大多正，當亦指布縷粟米力役諸征。后來，又有人從“楚”的根義上對王國維的判斷進行了加固。于是，這本來還有著很大爭議的五個字，越來越被人們認同為稅收之事。何況，以稅收解讀楚賦，語感上也相對順暢。如此而論，毛公鼎中對楚賦的誡示，也便成為啟動“宣王中興”的睿智一環(huán)。

正因為毛公鼎銘文構成了一篇真實的史料，其文獻價值不亞于《尚書》，則“賦”現(xiàn)于金文，比之于“入”現(xiàn)于甲骨、“征”現(xiàn)于“鄂君啟節(jié)”，更有具體而明確的稅收史意味。稅收之事的緊要和莊嚴見諸毛公鼎這樣的西周重器之上，它甫一出現(xiàn)，就昭示了稅收攸關國家氣運、稅收攸關政治成敗、稅收攸關君民關系、稅收攸關國計民生的義理。

當現(xiàn)代稅收理論與實踐已經(jīng)逐漸超脫財政性、經(jīng)濟性、技術性的初發(fā)狀態(tài)，向著更具生態(tài)性、倫理性、民主性的憲政思維邁進，毛公鼎便更值得被關注。它向世人啟示著：稅收之事早在它剛剛納入規(guī)制狀態(tài)時，就已經(jīng)在一些有識之士那里，注入了人道的期望。

循了這樣的思維，我愿意視毛公鼎為稅收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。我也因此期盼著，在一個有雨的冬季，專程到臺北去謁見那只鼎。

（作者單位：國家稅務總局河北省稅務局科研所）
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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